从东单向东，一路出建国门，过永安里，至国贸CBD商区，写字楼越来越多，世人眼中的精英沿长安街沿线一路向东聚集。楼越来越高，地价、房租也一路飙升，那代表着名望、财富、位置。
而西单以西，出复兴门，入木樨地，一路西行，由商转政：过了繁华的金融街，进入财政部和计委所在地，接着就是首都博物馆、中科院，一路下去，浓浓的府院气息。
再往西又一番气象。文气渐弱，兵气渐浓，八宝山是有名的革命公墓，至于公主坟、万寿路一带，则是全国军事中心，军政司令部所在地了。
一号线展开，就是这个城市的生活层级，站点本身似乎带上了某种隐喻，成了某个阶层、某种生活的入口。
人们从不同地方来到北京，抱着不同的目的，通过不同路径，以不一样的代价，扎进1号线，投入各自的北京生活。
28岁的李征（化名）渐渐开始对自己在京打拼的意义感到困惑。
一、四惠东
每天，李征（化名）从出租房走到四惠东坐1号线，从起点经11站到西单，再转4号线坐12站，一个半小时到达上班地。回程再一个半小时，经23站。
当李征拎着小公文包，锁着眉头急匆匆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状态有点儿游离，那样子看似温吞却又烦躁，整个人充满了矛盾。
这个地道的山东汉子今年才28岁，却已经有点儿沧桑了。父母种地，一个男孩就这么考到了北京。人虽然出来了，面临着这个大城市的一切新鲜东西，可一套价值观还留在玉米地那里。
眼下他正跟“么么哒”较劲。他刚从体制内的公务员跳出来，在一家企业上班，负责微信平台，他指着那界面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他真的不适应，“这不是矫情吗？”他激昂地说，“话不好好说，干吗要用‘亲’‘么么哒’？‘冰淇淋’不叫冰淇淋，干吗要叫‘甜品'？”
他皱着眉头跟记者讨论，似乎那是关乎体面的大事。“我喜欢严肃一点的东西。”他指的严肃是那种人民日报体，或者几个学者来讲课或交流，探讨一些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类的问题。
可他必须学习“么么哒”的用法，非常努力地造出“博雅塔，么么哒，我来了”的句子。说的时候他很嫌恶，就像每一个字都要花他钱似的。
一旦工作本身让他没了兴趣，上班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。上班从一出门开始就是一段艰难的旅程。作为1号线始发站，四惠东在2000年通车，1号线东侧始发站*一次从西单东延到了东四环外，这也是1号线很近一次的扩延。一条线从此穿起了朝阳、东城、西城、海淀、石景山五个区。又因这一站靠近立交桥，客运、地铁、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这里的日客流量超过20万次。
此前很长时间，四惠东近北京郊区，多是小商品市场，档次、服务效率都不高，住在这里的也是小商贩、打工者、底层务工人员。可1号线一路向东，加上CBD东扩，四惠及四惠东有了新的价值。这个西起大北窑，东至高碑店文化园的地带，搭乘地铁至国贸缩短到了20分钟以内，它因辐射CBD商务圈、与国贸距离很近、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领承受，很快成了的那些写字楼里白领的*，这一带房子开始炙手可热。
每天，大批住在通州、燕郊的小白领在这里换乘。在天桥下排队30分钟等地铁，五六趟过去仍挤不上去车是完全正常的。在哪个门口，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讲究，很好能选中一个强大的人流，顺势被推上去，这个地铁口流行一句话：“选好团队比个人努力更重要。”
李征也不例外。每天，他要拿出3个小时，上车，换乘，一路西进北上，周而复始，那感觉就像每天都比别人少活了3个小时似的，每天像圆形笼子里的仓鼠一样一直循环地跑，上班是为了下班，下班为了睡觉，睡觉为了第二天再上班。
时至今日，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在体制内不行，现在到了体制外也不行；老家那一套不行，大城市这一套也不适应。他在两套标准里出出进进，左摇右摆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纠结。
当初进体制，有多少是自己的意愿，多少是为了满足老家那边对他“出人头地”的期待，他已经分不清了。2009年从烟台大学毕业，又考上人大专业硕士，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，这是不错的成绩了。初来京时，他颇有几分踌躇满志，一心想取得一个父老乡亲所认同的位置。那渠道很清晰：拿户口，进体制，熬两三年，做上副主任、主任，攒钱买房，结婚生子，逢年过节衣锦还乡。
刚进体制的时候，他和所有年轻人一样，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或影响什么。“我想把大家的心气儿都捋顺了。”为这，他专门做了一个单位内部微信公号，每天推送员工事迹，单位故事。这是分外工作，本以为是锦上添花的事，却被老板找去谈话：“小李啊，你要在这个微信公号上制定一个规矩，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这个宣传口径要把握好。”
李征蒙了，怎么解释领导就是听不进。
再就是一遍一遍地开会，学焦裕禄，学到晚上10点再讨论两小时，领导带头表示：焦裕禄是我的神。
轮到他发言时，他大着胆子说出真话：“焦裕禄死了二三十年，兰考还是一个贫困县，我觉得当干部没必要成公仆，办事儿就行，我给你服务，你用纳税来滋养我，把这个互相服务的关系搞好。不然累死也是无效的。”
一句话惹毛了领导。那时他已经动了离开体制的念头。这只是很后一根稻草而已，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职的希望，之前干得热心，以为可以提干，却没了希望，原来的下级做了他的领导。这下级之前来北京开会，叫他李总，给他倒酒，现在反过来叫他“小李”，酒也轮到他倒了。
离开体制那天，他坐到领导办公室里，“我想走。”领导一惊，“小李啊，我们这么培养你，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，你怎么能……”“领导”，李征打断他，“我只是一个党员，我不是干部。”
这是他的*一次叛逆。内心里更深的厌恶压倒了出人头地的想法。骨子里，他一直比同龄人更焦虑，那几乎是一种潜意识，学生阶段他已经开始找工作，同龄人都在享受校园时光，读书恋爱，而对他来说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，如果它们不能指向一件事：好工作。“好”当然是指物质方面的：稳定有保障，能支持一份殷实的生活。
研一那年，他在两个机会之间犹豫。一个是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的offer，另一个是去爱尔兰交流一年。他犹豫了，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，家里劝他，“出国也就一年，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！”
对父母那辈人来说，工作就是铁饭碗，找到一个必须抱牢，“出国”属于不务正业。李征很矛盾。一直以来，他都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父母传统的评价体系里摇摆不定。瞧不起一张户口，又必须得到它；骨子里讨厌官僚主义，又真心想进体制。一切机会面前他都倾向于传统的价值观，但当中又透出不甘。
他犹豫了很久，很终抛下手边这份工作去了爱尔兰。爱尔兰很美，人也悠闲，在湖边散步，不时有鸽子飞起来。他却不安起来：太轻松了，将来怎么办？回国怎么办？工作怎么办？
一旦学业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这四件事儿里，有哪一环衔接不上，他马上陷入焦灼。好像这一步接不上，就永远接不上了。
他发现，那些固有的东西，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脑子里，逃也不是，顺从也不是。一年里，他的口语没进步，见闻没增加，吃也克制，玩儿也小心，按部就班地在爱尔兰过了一年中国生活。
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尴尬：一回老家，邻居围上来，“李征，你都三十了，还没结婚……”“我才28”他反驳。再就是问户口，问房子，问一个月赚多少。之前，这一套曾经指导着自己全部的奋斗路径，可现在他听着，突然一阵厌烦。
自己离老家远了，可北京这个城市并没有接纳他，观念、生活上他仍然没有接轨。如果他胆敢不结婚，不买房，他简直无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，无法活在邻居的眼光里。
挤地铁挤烦了，他偶尔也会皱起眉，抚着额头问：“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儿？为了父母吗？父母不在身边；为了舒服吗？还是为了更高的意义，可哪儿又有更高的意义呢？”
他开始睡不着了。女朋友家里催着结婚，一套房子首付60万，女方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一半，他这份就是拿不出来，家里帮不上一点儿忙。
睡前，他偶尔会问女朋友，咱在这儿干吗呢？双方父母掏空了，买房子，还房贷，还了二三十年，六十岁还完，还得再给儿子买套房。
28岁，他已经开始叹气了。
“我坚信“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”，我的好奇心丰满了我的生活。”jolie语气坚定的说着。从老家考到北京努力打拼10年的她似乎已经实现了自己曾经的目标。
二、国贸
按照一般的职场标准来说，Jolie的条件并不好。
父母很早就下岗了，家里在钱和关系上帮不上忙。她自己身体差，眼睛晶状体、玻璃体有先天性病变，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，另一只上千度的近视，除了外语上有一点儿天分外，生活的一切方面她都是非常吃力的。她甚至不敢提一只重箱子，因为那可能让她本就脆弱的视网膜破裂或滑落。
大学毕业11年后，Jolie出入在北京国贸三期的写字楼里。戴着隐形眼镜，眼睛看上去仍然不大对劲，太大了，有一点外凸，那是长时间戴眼镜留下的痕迹。但一张脸是漂亮的，不仅如此，还带有一种神气，让人感到她对自己的生活拥有着完全的控制力，甚至可以说，她就像那种天生就该待在这里的人。
现在，她在一家美资的高级律所做市场推广，之前做过的两份工作分别是高级翻译、PICC（“中国人保财险”）评级。
她语速快，但并不给人压力，声音柔软客气，这显示出她在待人接物上受过好的训练。小城的窘迫童年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，她已经取得联合国口译资格，她还想去纽约，想去联合国那样的机构看看。
她知道，在北京，一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会在这里成为可能。
可如果留在武汉，Jolie不知道自己会落入哪一种生活里。她上的是理工大学，专业又是英语，加上不到一米六的个头，八十多斤的体重，“联合国”，离她像天那么远。
可现在，站在国贸三期的很高处，她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。她是刚从国贸银泰的一家评级公司跳槽后到的国贸三期，采访当天，她刚刚在这栋北京很贵租金的写字楼里工作一周，自己也觉得恍惚。它在这一带楼群中高入云端。那高度就像一种权力，待在这儿的注定是少数人。
作为北京的很高建筑、全球很大的国际贸易中心，国贸三期位于北京东三环CBD核心区域，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筑正以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，把整个北京城压在下面。
是的，它已经朝天际去了，而这之前，这一带早已把地下的风光占尽。
国贸区建在建国门外大街，那是北京很中心的商务区，毗邻东长安街，12公顷的占地，43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，入驻的企业多是全球500强，是京城黄金商业带里很黄金的那一块。
这里要的不是繁荣、热闹、和谐，而是更高一层的东西，比如奢华、孤独、克制。国贸三期里，每一件器物都来历不凡，4.5米高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，9米高的大堂，从以色列专门运来的金黄色的大理石地面，棚顶4组500公斤重的彩色玻璃泡吊灯，由600个工人人工吹制而成。
而在楼中工作的人也有着不言自明的共同秩序，他们彬彬有礼又不过分亲密，客气周全而又充满节制，他们拥有这城市很好的教育，他们的工作场所处在很优质的地段，这一切都暗示着权力、位置和身价。
Jolie用11年的青春、健康、孤独，和一份毫无积蓄的生活换来了这栋大楼里的一个位置。
进入这个大楼的路径并不那么简单。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之后，她铆着劲的要考外交学院的高级翻译专业。这几乎是全国英语类考试中难度很大的，毕业后可做外交官或同声传译。那难度极大，用脑量惊人。
本来是可以去外交部的。研一那年，外交学院要跟教育部批一块地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应允，但有个要求，要一个外语好的女生到领导家来当家教。学校选上了她，在外交学院这是有惯例的，给领导当过家教，前程远大。可通知她刚一周，这位领导就因为犯事儿被拉下马，之前的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一下子都被揭出来。她这才恍然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捷径。
同学中90%以上考了公务员，她放弃了，一个人开始体制外打拼的生活。但公平有了，辛苦却是加倍的。这个城市里，Jolie至今没有房，没有车，没有男友；只要她还能工作，生活就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上，一旦工作停了就一切都没了。这个城市里，她将无法安顿自己。
跳槽之前，房租要占Jolie收入的40%以上。她要租一整套二居室的房子，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区，这样一套房子每月四五千是至少的。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儿，她把父母从武汉接到了北京。他们很早就下岗了，有时，看女儿一个月剩到手里的只有三四千，他们也心疼，吃穿用度上也帮着女儿贴补，很初Jolie拒绝，慢慢也接受了。
她花钱很省，“平常我几乎没什么开销”，她说。但一套体面的衣服还是需要的。有时要出国开会，她就上网去淘一点，买的都是些颜色大方，富有层次，款式好价格却不贵的衣服，“几十块也可以穿”，很贵的一条裙子，是一个一万块的大品牌打一折，一千就入手了。
外人看来，Jolie这个位置上，连辛苦都是高一层的，比如花一个半小时化妆，为了不让人看出刚刚熬过通宵；住5星级酒店里，只睡上3个小时，第二天就跟着公司高管去以色列开会；6小时的大会，汉语从耳朵里进，英语从嘴里出，6小时下来也不露出疲态。
不是不累。在这行里，累也要累得光鲜，如果因为累，放松了对仪表的要求，那你就成了个可怜人。和任何高薪、高压的行业一样，任何一点儿邋遢、疲乏都会让人不堪，因为它会将你打回原形，打回光鲜之下没车没房、没有储蓄、没有背景的真实里。
说白了，自律就是为了那一点体面。她已经能熟练驾驭不同款式的短裙、黑色针织衫，穿着经过巧妙的搭配，颜色上富有层次。
这就像个悖论。在北京，必须消耗自己来换取资源。但回老家，她有了资源，但擅长的技能又超过了城市的需要。
如今，对她来说换一种生活方式，把眼界和环境降低一层，已经完全不可能。她只有进没有退，北京给了她好的一面，这一面她要踮着脚才能够到，但这已经足够把她架在这里了。
只是，无论她穿得多么体面，每天从国贸三期走出来，她必须从一号线进去，扎入人海，进入很真实的北京生活，那里没有大吊灯，玻璃咖啡厅，甚至要踢着菜叶回家，但那是她的生活。下班，上地铁，到家，一路下去就像过了三重天。
那幢大楼里，她连买杯咖啡都还需要用导航，别的名品店更是一无所知，唯有一件事她一清二楚：怎么绕过重重地下通道找到地铁入口。
当她绕过国贸地下商城，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，还没走到头，一股热气就来了，空调弱了，气味也大了，从这儿起，优雅就不要紧了。要的是泼辣、麻利。她把自己投入人流，被挤着、推着、搡着，就这么进了地铁一号线。性骚扰是常有的事。对此她已经很有经验。很好大声讲出对方的行为，讲得具体、有细节，让人脸红为很佳，几十双眼睛就会一下子唰地看过来。
来京10年，她早已身经百战了。
小时候，Jolie就看不起身边那些没有野心的同学。她不同，上大一时，家里拿学费都困难。人一漂亮，心气儿格外高，觉得武汉装不下她，她要更大的世界。认识她的人都知道，这女孩从小优秀、拼命、求胜心切，一直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要拿出A+的东西，要名列前茅。
而Jolie自己说，这好胜背后，其实是巨大的不安全感。“我眼睛不好，相当于半个残废。”但她依然很注意着眼部的修饰，戴着隐形眼镜。这有磨损角膜的风险，但一个体面的外表还是要紧的。
这栋光鲜的写字楼里，所有人都那么时尚、得体、精力充沛，但私底下，Jolie知道他们花了多大力气让自己“看起来轻松”。
在武汉时，她一直觉得能来北京就是到天了，现在回头一看，“那东西已经在我后面了。不知不觉的就这么走着，我也成了少数人。”
但身体始终让她有很大的不安全感。“我怕黑，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让人不安。我做口译也是为这个”，她指指眼睛，“将来坏掉了，用耳朵也可以做。”